脊髓灰质炎活疫苗是由人工进行组织培养而制成，它作为脊髓灰质炎的自动免疫剂，服后血液中产生抗体，在肠道组织也产生局部抵抗力。第一个成功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出现在1953年。
IPV（上海现在部分医院也有了，进口的，自费的针剂）:
在小儿麻痹症全国基金会的支持下，索尔克医生（Dr. Jonas Salk）在实验室里成功地培育出了全部三种脊髓灰质炎毒株。索尔克把病毒杀死制成疫苗，并于1952年在患脊髓灰质炎康复的儿童身上进行了实验，结果被实验者血液中脊髓灰质炎抗体增加了。接着，索尔克在自己、妻子和孩子身上进行了接种实验，结果他们体内出现了相应的抗体，并且没有患上脊髓灰质炎。1954年，美国有200万儿童接受了索尔克的疫苗实验，结果表明这种疫苗保护儿童免受脊髓灰质炎侵害的有效率在80%到90%左右。随后，这种所谓的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IPV）成为了对脊髓灰质炎标准的预防手段。
OPV（就是现在常用的，免费的糖丸）:
索尔克的疫苗效果很好，但还不是足够好，它还不能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1950年代，辛辛那提大学的萨宾（Albert Sabin）同样也在小儿麻痹症全国基金会的支持下进行疫苗的研究。与索尔克的疫苗不同，萨宾把脊髓灰质炎病毒在猴子的肾脏细胞中一代又一代的培养，直到筛选出不能致病的毒株。得到的疫苗称为口服（减毒）脊髓灰质炎疫苗（OPV）。1960年代，萨宾的疫苗得到了许可证。这种疫苗采用口服滴剂的形式，比索尔克的疫苗的针剂注射方式简单，并且能够有效阻断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它很快取代了索尔克的疫苗，成为了预防脊髓灰质炎的主要手段。
个人观点：IPV是趋势，目前国外已经流行，国内由于经费原因尚未普及，以下内容摘自网络：
《脊髓灰质炎疫苗应用策略研讨会召开》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深圳赛诺菲巴斯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联合组织召开了口服脊髓灰质炎（脊灰）减毒活疫苗（OPV）及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IPV）在中国的应用策略高层专家研讨会。会议由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刘德培院士主持，来自全国的30余名预防医学专家、感染病专家、儿科专家、公共卫生官员、卫生部官员对我国消灭脊灰面临的问题及今后应采用的免疫策略进行了探讨。
据了解，OPV在控制和消灭中国脊灰中起了重要作用。专家们认为，维持无脊灰状态的成果来之不易，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应该继续巩固成果。但是，随着野毒株病例的消灭，脊髓灰质炎疫苗相关病例（VAPP）和脊髓灰质炎衍生病毒（VDPV）问题凸现，涉及伦理甚至社会问题，不能在消灭脊灰的同时又产生新的病例，所以无限期应用OPV是不应该的。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IPV代替OPV是必然趋势。消灭野病毒及疫苗株，最终只能依靠IPV，所以在我国从OPV过渡到IPV是势在必行。但转用IPV是有条件限制的，如何转和何时转，需要慎重规划。分析我国目前的状况，面临着经费不足、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免疫覆盖率不高、周边国家仍有脊灰野毒株流行、我国有热带地区、国内没有成熟的IPV疫苗等诸多问题，所以应尽快尽早开展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SabinIPV的免疫原性研究、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免疫策略的选择、OPV的储备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IPV代替OPV是必然趋势。消灭野病毒及疫苗株，最终只能依靠IPV，所以在我国从OPV过渡到IPV是势在必行。但转用IPV是有条件限制的，如何转和何时转，需要慎重规划。分析我国目前的状况，面临着经费不足、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免疫覆盖率不高、周边国家仍有脊灰野毒株流行、我国有热带地区、国内没有成熟的IPV疫苗等诸多问题，所以应尽快尽早开展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SabinIPV的免疫原性研究、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免疫策略的选择、OPV的储备等。
专家强调，OPV过渡到IPV应分步骤、分地区、分阶段进行。在人员及各项工作等现有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可在免疫覆盖率高、政府投入大、老百姓接种意识好的经济发达地区，如大城市、沿海等地选择几个城市进行积极有益的试点，摸索积累我国使用IPV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的临床数据，为制定适合我国实情的免疫策略提供有力的参考。
会上，专家们还呼吁，应加快积累IPV的研制、检测及使用经验。中国消灭脊灰不能完全依赖进口疫苗，应立足于国内自己研制及储备，并借鉴国外经验，可以考虑与国外企业合作。不能等全球停用OPV后再开始，而是应该尽早启动IPV的研发；因联合疫苗可降低成本，应同时加速联合疫苗和新型疫苗的开发。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正在进行Sabin株IPV的研制，值得进一步努力。
与会专家希望各级部门给予支持。消灭脊灰是个复杂的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技术和策略等多方面因素，故需要各级部门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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